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一个特殊的前缀——人民。这个称呼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这支军队的本质和灵魂。毛泽东同志为这支军队注入了为人民服务的军魂趣策略，使其成为真正属于人民的武装力量。
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农村。我们的战士主要来自农村，我们的经济基础也建立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无数贫苦农民第一次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平等地位。正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发了农民群众空前的革命热情，他们义无反顾地支持解放军，因为他们深知：这就是自己的军队，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队伍。
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最初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拥有兵力、装备和训练上的绝对优势，却屡战屡败。经过一年多的惨痛教训，国民党终于意识到问题的关键。1947年，蒋介石开始实施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控制农村来切断解放军的根基。蒋介石将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对基层的控制力薄弱。
展开剩余77%1946年11月，蒋介石发布《国民政府关于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与民众自卫队及难民还乡团联系办法电》，决定武装从解放区逃亡的地主。这些被没收土地的地主被配发武器，接受军事训练，组建成所谓的还乡团。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扶持的民兵组织，由地主出资招募地痞流氓，国民党提供武器和军官。其目的就是破坏解放区的基层政权，执行国民党正规军不便实施的残酷镇压。
在国民党统一部署下，汤恩伯、薛岳等将领纷纷组建规模庞大的地主武装。按照要求，每个被收复的县乡都要配备一个团的还乡团武装。这些武装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在国军占领后接管地方政权，严防共产党势力卷土重来。国民党选择依靠地主武装，一方面是因为兵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看中地主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国民党认为，这些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然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加上他们熟悉地方情况，是控制农村的理想人选。
然而事与愿违，蒋介石这一短视的政策最终彻底葬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根基。地主还乡团随国军返乡后，第一件事就是夺回被分给农民的土地。他们不仅要求收回土地，还强迫农民补交自土地改革以来的全部地租，甚至追溯到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时期。无力偿还的农民被迫签下高利贷借据，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据郯城一地统计，在1947年2月至1948年11月间，还乡团共夺回土地25万亩、房屋2.4万间、牲畜7780头、粮食297万公斤、银元31827万元。
为震慑民众，还乡团打出一家通共，五门杀绝的恐怖口号。他们可以随意以通共罪名处决百姓，制造白色恐怖。在郯城这个20多万人口的县，就有2124人被杀，10152人入狱，2603名妇女遭侮辱，31699间房屋被毁。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包括活埋、剥皮、炮烙等酷刑。国民党对此视而不见，纵容暴行。
1947年，国民党中央社记者翁鲜豪目睹还乡团暴行后，向张灵甫呈交数百张照片，请求制止暴行。张灵甫却轻蔑地说：他们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样，人家当然要出出气呀！翁鲜豪反因同情农民被开除。
对比共产党对违纪干部黄克功的严惩和国民党对张灵甫的包庇，两个政党的本质差异昭然若揭。虽然解放区的土改存在不足，但当农民亲身经历还乡团的暴行后，所有不满都化为对共产党的坚定支持。在江苏、山东等还乡团肆虐最甚的地区，农民对国民党的仇恨转化为对解放军的全力支持。淮海战役中，解放区群众用小推车运送9.6亿斤军粮的壮举，正是民心所向的生动体现。
被俘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教育后也发生转变。一个安徽籍机枪手在诉苦会上痛哭流涕，讲述家人被还乡团杀害的遭遇，最终成为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正如他所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正是党员干部的身先士卒，赢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
然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将失败仅归咎于情报工作不力，这种认识充分暴露了国民党脱离群众的本质。历史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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